宋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国家财政得到补血。比如酒榷制度的收益是显则易见的，据李华瑞教授的统计，宋代的酒税(含专营收入)常年保持在每年1200万贯以上。可资比较的一个数字是，明代隆庆朝至万历朝前期(1570~1590年)，国家每年的全部商税收入加上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杂色，也才370万两白银左右。

　　在宋代的财税结构中，来自工商业的贡献甚至使得农业税的比重变得微不足道，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宋代之后，农业税又成为国家赋税的重点，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要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后，重商主义归来，工商税的比重才重新超越农业税，光绪时代的1885年，田赋总算下降为48%，关税收入上升到22%，盐课为11%，晚清新设的厘金则贡献了19%的岁入。

　　不过，重商主义的这种直接后果——丰厚的财政收入，其实并不是我关心的。我更关注宋代重商主义的间接后果，那就是，当宋朝政府如同一名超级大商人贪婪求财的时候，它实际上也在推动着市场经济的深化。

　　以宋代商品酒的经营制度变迁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宋政府不得不尝试新的市场工具，创造出更适应市场也即更能带来利润的经营机制，比如招投标制在酒业中的出现。大家都知道，官酿官卖，虽然收入全部归于政府，却存在一切公有制企业都存在的弊病，比如效率低下、产品质量粗糙，最后导致企业亏损。为克服这个问题，宋政府常常将官营酒坊的经营权拍卖出去，这叫做“扑买”。“扑买”不仅存在于酒业改制中，在官田拍卖、矿场改制的过程中，宋政府一般都采取“扑买”制。

　　宋代的“扑买”有一套严密的程序：首先，政府对酒坊进行估价，设定标底，标底通常采用以往拍卖的次高价或中位数;然后，在“要闹处”张榜公告招标，说明政府要拍卖的是哪一个酒坊，底价几何，欢迎有意竞买者在限期内参与投标;然后，州政府命人制造一批木柜，锁好，送到辖下各县镇，凡符合资格、有意投标的人，都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填好自己愿意出的竞买价，密封后投入柜中;接下来，州政府公开将木柜拆封，进行评标，“取看价最高人给与”，即出价最高之人中标;最后，公示结果，“于榜内晓示百姓知委”。公示没有问题之后，政府与中标人订立合同，在合同有效期之内(通常三年为一界，满界即重新招标)，中标人享有明确的义务与权利，义务是必须按时纳足酒税;权利是中标人的经营权受政府保护。

　　这一制度跟现在的招投标制度没有什么两样。当人们说起招投标制度的历史时，许多人都以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招标投标交易方式的国家，时在1782年。却不知早在11~13世纪的宋朝，已经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而完备的“扑买”制。

　　其实也不必惊讶。在重商主义激发的商业化进程中，自然会发展出越来越丰富的市场工具与商业制度，信用货币、有价证券、远期合同、金融机构、广告商标、信托投资、风险投资、交易中介等市场机制全都在宋代产生，岂是无因?这就是重商主义触发的连锁反应。

　　如果纪录片《南宋》未来愿意制作续集，我这篇小文，倒是可以为其中一集提供一个脚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