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推出了由刘永华等所译的中文本，题为《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以下简称《文化贸易》，引文仅注页码)。该书分为两个部分，上部“四堡的图书出版业和销售业”，讨论四堡书籍生产的结构与组织，描述和分析四堡出版业务和组织及其刊刻的书目和刊印过程;下部“四堡刻本”，以充分的证据具体讨论这些刊刻的书籍及其在清代民国时期书籍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丰厚的文献和详尽的田野调查
中国没有像欧洲的书商一样，留下类似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 1775-1800，三联书店2005年有叶桐、顾杭译本)一书中那样丰富的档案(诸如商业书信、账本、遗嘱等)。而中国古代的书坊，很少能保留那样完整、详细的营业记录，同样，四堡出版业也未能保存其系统的账本和来往书信，因此，如何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史，如何重构四堡出版史，就不仅仅需要重视存世的文献，更需要其他的口述资料。对此包筠雅做了非常好的尝试，即将“文献考证法”与“田野调查法”结合，以弥补书商具体记录的不足。
自1990年前后，作者将研究兴趣转移到四堡印刷出版史后，即先后多次前往当地乡村及四堡书商在各地的销售网点，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工作，考察当地印刷史实物遗存(雕版、刻本、印书房、印刷工具等)，1993至2004年作者在雾阁进行了为期约八个月的蹲点调查，并对邹氏和马氏宗族做了九十多次口述访谈，期间她还访问了漳州、南宁、百色等，不仅收集了四堡两大家族，即邹氏和马氏的族谱，据此了解了族人的移民模式和出版商的传记和行状;收集了这些家族诸子之间如何分配财产(包括雕版和印房)的文件，邹氏家族在四十多个不同村子的宗族或村庄所办的私塾和书店以及兜售蒙学读物、书札写作指南、小说、风水占卜书的账单，特别是被虫蛀和受潮的文海楼账本，都在调查之列。作者从现存书单和账本中梳理出一千一百多种四堡出版的书籍，以及这些畅销读本的零售价和批发价。正是这些有关家族文化鲜活的生命和生活史的调查，使这部著作中所蕴含的质与量，足以与研究欧洲书籍史的相应著作相媲美。
四堡曾以其兴盛的雕版印刷业而赫赫有名，四堡坊刻所采用的均为雕版印刷。四堡的印刷业经历了明万历至清康熙一百五十多年的草创和发展后，在乾隆、嘉庆和道光三代一百一十多年间走向了鼎盛时期。据包筠雅研究，十七世纪末，四堡至少有十三家书坊，其中八家在雾阁，五家在马屋。从十八至十九世纪早期，四堡建立了四十六家新书坊，其中三十一家在雾阁，十五家在马屋(62页)。
2011年，我们一行也穿行于古镇雾阁村的大宅院间，参观了雾阁一村被称为“印房里”的古书坊遗址。其间一幢幢久经风雨剥蚀的风火屋，门楼矗立，飞檐翘角，虽然现今已看不到满屋的书籍，但似乎仍飘溢书香。当年古镇四堡印书坊基本属于家庭作坊，多由家族世代经营，呈现出家族性与民营性的显著特征。考察期间觥筹交错，我很快被雾阁村的邹氏后人认为本家同宗，据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邹氏家族的源头，我们的分流大约是在南宋，迁至四堡这一支邹氏在明末和马屋村的马氏，成为经营四堡雕版印刷业的两大家族。
四堡印刷业衰弱是中国雕版印刷衰弱的一个缩影。十九世纪末，随着石印特别是铅印技术的传入，与雕版印刷相比，石印和铅印能更迅速和简便地生产巨量的文本，而铅印需要复杂的设备，同时需要经过训练的技术工人的操作。上海出版界是这些新技术的领跑人，而处于“边缘之边缘”的四堡，无力引进机械化印刷所要求的新技术、新设备，因此很难与之匹敌。包筠雅还指出了四堡书籍文化沦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因为四堡刊刻的大量文本是八股取士的参考书和策学类文献，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新版课本的出版大多为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新式出版机构所垄断，于是，四堡在外地的一些分店开始脱离本家书坊的控制，渐渐成为乡塾重印基础教科书和练习册的书铺，或沦为上海等新式出版机构洋版书的零售商。
包筠雅对于四堡坊刻文化兴衰的生动和细微的描述，使这一部书不仅充满丰厚的学术资料，同时也跃动着鲜活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