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游泳池了
1954年，由中央建工部城市建筑设计院建造的中南海游泳池，分露天、室内两个。
当建筑图纸报送上来时，毛主席先是高兴地说：“终于有了可以游泳的游泳池了。”此前在玉泉山也修建过室内游泳池。因为太小，不能游，毛主席故有此感。但他很快又沉默起来，特别是看了图纸上的配套设施后，自语道：“会不会超过预算?”未等来人回答，他便明确交代：“超过的话，就用我的稿费。”
“我这条美人鱼，也过于粗壮了嘛，美从何来?!”
每到夏季来临，在规定的开放时间内，来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的人很多，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家住附近的孩子，平均每天都在150人上下。警卫局文化教员曾这样感叹过：“此刻，我们是在天上人间，美哉，美哉!”当然，中央首长是不会如此浪漫的。通常情况下，他们要等到下午2点30分群众都离去后，才会过来。然而，有一次在全无通知的情况下，毛主席于中午对外开放时段突然到来。他一出场，不少人鼓起掌来。毛主席当即表示也要下水。没过多久，在随行卫士及救护人员陪同下，他缓缓张开双臂，以他最为擅长的侧身仰泳，划开水面，张弛有度，不失力道，自由自在地游着。看过内部外国电影的人，借题发挥，称颂首长侧身仰游时，像“美人鱼”，转到踩水时，又像在表演“水上芭蕾”。当毛主席得知这番议论时，不无幽默地对答：“我这条美人鱼，也过于粗壮了嘛，美从何来?!”
中南海游泳池内商讨军国大事
1958年，中央军委在北京一连开了近两个月的扩大会，全体会议和大会发言都在怀仁堂举行。会上毛主席、小平同志和绝大多数元帅讲了话，充分肯定8年来我军在比较顺利完成大转变的进程中，成绩巨大，经验丰富。同时，也相当厉害地批评主管军训的高级将领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这是一次并不那么轻松的军事会议。我在中南海游泳池做现场服务工作时，听到毛主席和彭老总谈及会议的一些情况。我听到的这些，或许只是他们全部谈话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应该或多或少能反映出一些当时的情况吧!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三次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主席汇报军委扩大会议进展情况和所反映的问题。我从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中，感到他们不是上下级之间在研究讨论工作，而是战友间充满情感的促膝谈心。
彭德怀概括汇报了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以往根据地时期所形成的分散领导的局面，逐渐变成现在的统一集中的指挥体系;由单一兵种发展为诸兵种合成军队，将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将军官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并实行军衔制和对有功人员颁发勋章的奖励制度等一系列大转变的过程。同时，提出自己有一段时间在朝鲜指挥作战，但回国后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技术作用第一”、“政治和人的作用第二”，只讲军官的个人指挥能力，忽视“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伸手要级别，争着要荣誉，有了就高兴，没有就丧气等倾向、错误。他对这些问题没有引起自己足够重视和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纠正而自责。
毛主席点头说道：责任有一点，认识到了就好。你我都是从东打到西，从北打到南，全国胜利后，美国人又逼我们同他打，而且是大打。没有办法，打就打吧，结果怎么样?我看也不过如此。所以人家笑我们“是一群打出来的人”。说得对，以打求生存这条路，我们走对了，今后还要走下去。哪有人不犯错误的。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中央已明确指出，要接受大转变的考验。可事情多，来得快，很多人跟不上，是可以理解的。别的不论，就拿部队为例，当时陆续转入生产建设的集体编制，有30多个师，加上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总人数多达500余万。这些数字后面，有多多少少的组织领导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要做。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土包子”、“洋包子”，还要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武器!还要处理好人与技术、人与武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的军事正规化大事。如果只看重他是元帅，你是将军，我是大校、大尉、少尉等等，岂不太可笑了吗?!所谓军事正规化，其实就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训练和统一纪律以及为具体实施“五统一”的若干条例、条令。因此，我建议：你在会上，要在批评中注意肯定和保护，要少怪下边，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领导机关，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但对空军修建机场，过多占用耕地，拆迁民房和海军有人擅自出海捕鱼的事，要立规矩，向干部、战士讲清楚。耕地和鱼，是当地农民、渔民的饭碗，哪有人民军队去争夺群众饭碗的道理!接着毛主席又不无感慨地对彭德怀说：我是喜欢这支军队的，自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对着国内外强大敌人，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从胜利到失败，再从失败到胜利，靠的是什么?一是听从党指挥枪;二是懂得并且履行了“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这个法宝，是我们独有的，敌人想学，也学不去。
1960年至1962年，毛主席数次或集体或个别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到游泳池，就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研究讨论如何解决农业减产，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上，陈云力主控制城镇人口过快增长，把压下来的人力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解决吃饭问题;刘少奇坚决赞同干部要带头艰苦朴素，减少工资，限额供应副食品问题;周恩来则全力组织粮食进口，特别关注从苏联远东口岸尽快进口一大批小麦，从而及时缓解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粮食供应紧缺的压力的问题;而毛主席考虑更多的是农业生产管理体制。他用美国、苏联大农业带动大工业的例子说：没有大农业，就没有大工业。大农业的标志，是全面机械化。实现机械化的前提，是不受制约连成一片的土地。我们搞集体所有制，就是要把土地不受制约地连在一起，为实现机械化做准备。后来形成文件和作出具体措施的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从苏联进口面粉也很快得到兑现。虽然麸皮较多，黏性太大，质量差些，但能卖给中国，就很不错了。而对行政17级以上干部的减薪和副食品限量供应，都规定得相当明确。最紧张的时候，除了毛主席自律不吃猪肉外，包括少奇同志本人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每人每天只能供应2两猪肉。部级干部不足1两。另外，每月多供应2斤黄豆、2条普通前门牌香烟。好酒没有，要想再多一点，只能到自由市场去采购。但价格昂贵，除了特别需要，谁也不会去买。我所以对这些记得很清楚，是因为曾帮中南海总特灶的管理员填写过“首长副食用量登记表”。
三年困难时期，高级干部的经济生活状况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中级干部、低级干部及普通百姓的状况了。想到这些，我无法忘记毛主席在游泳池同周总理讨论有关“代食品”的生产问题。所谓“代食品”就是某种野菜、野草、野果的茎根皮或别的可以单独或混杂在粮食里吃的东西。毛主席、周总理认为“代食品”在民间早有流传，目前的问题是要告诉各级干部，不要在那里坐等要粮。任何困难，靠“坐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靠自己动手，上下动手。两个“动手”搞“代食品”，就能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缓解“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尴尬局面。此外，还要重视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力量，他们有知识，可能办法会更多一些，成效也会更好一些。
果然，不出毛主席和周总理所料，几个星期后，中国科学院一个植物类的研究所，用“代食品”制作了一盒“点心”，大约有1公斤，送来向毛主席报喜。“点心”多数像饼干，比较硬，也有比较软的，数量很少，可能是为了区分口感，用不同材料制成的结果。两种“点心”均有书面说明。当毛主席来到时，我连茶带“礼品”一起送上，同时报告了接收经过。毛主席很高兴，吩咐立即打开，我迅速照办，同时选了几块放在江西景德镇特制的一个小花盘内。毛主席一边慢慢地品尝，一边笑着问我：“想吃吧，盒子里的通通拿去，告诉他们，味道不错，好吃，谢谢做‘代食品’的同志们。”我没有多说，只是异常兴奋地应了一声“好”，拿起盒子就离开了。东西自然是不能一人独享的，要分给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所有工作人员，还要留两块转交“总特灶”的行家——田树宾老师傅鉴定。
“代食品”一经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的重视，群众很快就起来了，什么榆树叶、杨树花、芦苇根、白薯藤、苦苦菜等等，凡是无毒的，能吃的，都在饭碗里出现了。连中央警卫局也组织专人，在汪东兴居住的南楼隔出几间办公室，装上灯光，培养“小球藻”，掺在玉米面里，以增加热量、提高营养成分为目的，防止因虚弱而引起“肝损伤”等。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国家能够保持大局稳定，民心不乱，是靠干部带头、政府和群众同心合力奋斗的结果。(据《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