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盒监管成全球金融科技监管趋势中国或借鉴？

纵观各国沙盒监管制度，本质上，都是对金融创新的激励、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以及创新与监管的协调。有限的客户数量和风险敞口、有限时间内的测试、存在预定义的豁免权、在监管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则是沙盒监管的核心特点。

最为关键的，沙盒监管作为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型监管工具，指引其发展的核心精神是：最小化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

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通常会导致复杂的市场准入授权流程，并成为企业估值体系中的高风险因素，极高的合规成本以及融资难度则会阻碍市场创新者方案开发的进度，甚至可能迫使某一部分创新企业提早放弃，错失有前景的发展机遇。事实上，不断平衡确定性和弹性是任何监管者都需要面对的挑战，而金融科技行业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的背后则主要表现为监管法规无法与金融创新产品的快速成长所匹配。

FCA 在沙盒监管指导文件中指出，在研究沙盒监管可行性时，FCA考虑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1. 当企业想测试新想法时，面临的主要监管障碍是什么？通过监管沙盒能多大程度降低障碍？

2. 在测试期间，如何保障消费者和金融体系安全得到充分的保护？

3. 哪些监管法律的调整可能会冲突欧盟基本法律？如何在坚持大的法律框架前提下进行监管法规的改革创新？

FCA 也正是在这三个关键问题的指引下，对英国金融科技环境面临的法律约束、法律创新空间、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行业资源调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论述，最终形成了包含沙盒监管实施指导原则及具体路径、立法修正建议、金融科技产业化建议在内的全面的指导文件，为接下来的沙盒监管落地实施做好了充足的理论准备及规划。这对于我国开展沙盒监管具有突出的借鉴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沙盒监管作为一种防御型监管模式，虽然具有极大激活金融科技行业活力的创新意义，但是其能影响的产品及服务领域、业务规模以及公司发展阶段都是有限的，并且，法规和企业都在发展和变化中，沙盒测试只能表明企业在特定的时期符合规则要求，如果企业的产品服务尤其是技术手段发生变化，整体的监管匹配情况也会随之而改变。故而，我国在大力建设金融科技行业的进程中，可以借鉴和思考的是：

1. 风险型导向结合业务型导向

金融科技创新本身与传统的金融服务所带来风险类型与程度存在差异，并且呈现出高度细分和相互交叉的特点，很难对某一新型业务模式进行准确清晰的分类，并套用原有分类业务的控制模式。因此，在业务的测试期，应充分监测其产品服务与客户的交互深度、频率等，建立起不断完善的风险评估模型，以不同的风险量级区分其匹配的监管制度，有利于避免业务边界不明带来的监管困扰，当然，风险型导向监管对于我国监管部门在数据追踪及分析能力、迅速理解科技创新的金融本质的能力、对于市场变化的敏感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可能在未来一段相当漫长的过渡期，需要风险型与业务型监管结合共进。

2. 原则性监管替代规则型监管

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大量新型产品及服务模式涌现出来，很难找到包含其清晰定义的监管办法，强调具体的描述性规则监管匹配，将很可能导致监管错配或者监管失位，并且随着创新产品及服务种类快速增长，监管机构制定详尽的规则性监管条例的执行成本将指数级增长。原则监管则是以监管目标为出发点，主要以引导的方式对监管对象实施监管，具有灵活性、主动性、持久性的特点，能够在风险管理和合规的总体框架中，保持金融科技创新项目的确定性和弹性的平衡，并且原则性监管与风险导向型监管具有一致的努力方向，要求监管人员具备良好的专业水平并且建立起完善的内控制度。

3. 加强同科技创新力量的沟通、协作

一方面，金融科技风险管理不可避免涉及对于技术标准更新的跟踪，监管者对于深入理解技术如何被运用，以及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可能存在哪些缺陷，需要加强与行业科技创新人员的沟通，掌握新技术的运行原理和实践方法。

另一方面，正如监管沙盒中监管方开始同行业从业者共同探讨适合的监管策略，一改以往创新者被动、被迫接受监管的局面，对于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科技威胁，监管者同样可以与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进行紧密协作，用技术手段高效实现漏洞监测、预警、破坏行为跟踪等，甚至可以共同开发出对新兴技术攻击具有普遍防御能力的新型系统，从技术途径上拆解行业不良从业者的威胁。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领域创业热情高涨，2016年金融科技融资总额已跃居全球榜首。而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在过去十年间大力布局金融科技，主导了大量金融科技产品及服务的创新，尤其是中国的移动支付生态现已经达到全球最领先水平，为多种类型的金融场景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政府也将金融科技纳入国家战略发展高度，从政策引导、产业化资金投入、高校科研支持等各个方面加强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核心技术的投入，为抢夺全球金融科技统一技术标准及服务标准的制定权而积极备战。

显然，我国金融科技正处在高速发展的跑道上，这得益于过去数年，我国政府开放、包容的金融监管政策。以区块链技术发展为例，当面对区块链底层技术支持的新型数字资产比特币，全球多国监管层曾一度陷入过度警惕的监管恐慌中，当下正在大力推进比特币合法化的俄罗斯甚至曾宣称要全面限制比特币运行，这样的监管绕路掉头行为导致俄罗斯在比特币数字资产新一轮全球定价权的竞争中已处在落后地位。而我国监管层则在比特币及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前两年，给予了新兴行业充分的自由成长空间，并于2013年12月5日发文，将比特币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虚拟商品，属于合法的网络虚拟财产。在坚持KYC和反洗钱的核心监管要求的基础上，能够对比特币交易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这为比特币数字资产及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区块链技术能够在当前的金融、医疗、教育、文娱以及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取得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金融科技全球军备竞赛还将有很长一段历程，这也对我国未来金融监管的创新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继贵阳、赣州地区性沙盒监管试点展开后，我国中央监管层对于沙盒监管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动以及整体金融科技监管制度的革新，将对我国未来科技金融行业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