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经济去杠杆，出路在于提高消费降低储蓄

来源：澎湃新闻时间：2017-09-08 13:57:46

直接融资不经过商业银行，因而不会放大货币规模。我国的直接融资规模还非常小，只占全部社会融资的30%左右，其它70%则是通过银行完成的。美国的情况刚好反过来，70%的融资是通过直接融资手段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整体债务规模和美国的整体债务规模是不可比的。扩大直接融资不仅可以减缓货币增长的速度，而且有利于创新，让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得到融资。另外，直接融资还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让他们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然而，发展直接融资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需要强化制度和法治建设(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1998)，我国在这方面仍然任重道远。在短期内，我们无法把降杠杆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直接金融上面。

3.增加居民和政府消费

增加消费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储蓄，因而可以起到减少流动性的作用。但是，我国居民的消费增长率一直不低，每年都在7 —9%之间，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面临较大的难度。剩下的只有依靠政府提高消费比例。一方面，政府应该大大降低投资规模，把投资让给民间去做;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增加杠杆，增加国债的发行。由此节省和筹措的资金可以用来改善民生，这不仅直接增加消费，而且可以引致居民增加消费。我国政府已经习惯做“生产型政府”，一向是重生产、轻福利改进;就社会而言，“勤劳致富”也早已上升到伦理的层面，成为持家立业的座右铭。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小康，因而应该更加注重福利的改善;“勤劳致富”应该让位于“适度享受”。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时代。在这个时期，政府通过强迫储蓄实现了平均30%左右的积累率，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资本积累进程，但负面效果也非常明显：农村居民被过度汲取，城市居民二十年没有涨过工资。我国基本上是以牺牲一代人为代价奠定了工业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2010年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的最显著特征是以出口带动的全面工业化。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功晋级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人口双转型的压力下，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没有赶上GDP增长的速度，而2010年我国开始去工业化进程，许多工人不得不默默无闻地回到家乡。可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成就，是再次以牺牲一代人为代价取得的。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之后。在这个时期，工业化整体已经结束，出口不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内消费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前两个时期主要特征的“勤劳致富”应该被“适度享受”所代替。

从政府支出的角度来看，保障“适度享受”就是要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我国的社保体制远没有完善。政府曾经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民社保的目标，目前看来极有可能落空。即使是在城市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只有50%强一点，农村地区更是刚刚起步。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空账率非常高，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一个流行的建议是把个人账户变成名义账户。但这就意味着回到“现收现付”的老路上去，不仅让二十年的改革付之东流，而且是饮鸩止渴的做法，让养老支出变成未来的巨大负担。中央政府应该逐步向养老保险注资，充实个人账户，并趁此机会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也需要增加政府的投入。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跟踪调查的结果，2010年20 – 30岁农村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只有8.3年，尚未达到义务教育的要求，而这些年来，农村不发达地区孩子辍学的比例却有增加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支出就变得更加急迫。

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的，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了。环境修复、恢复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能力，为民众提供洁净的空气和蓝色的天空，这些都需要政府投入。

最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没有结束，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率基本上停留在东部沿海地区二十年前的水平。城市化是发展的大势，而促进城市化就需要大量的投入。目前，房地产业去库存的压力非常大，全国有7亿平方米的过剩住房，大部分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就未来一段时间而言，这些城市可能需要接纳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如果政府能够对迁入这些城市的农村居民给予适当的购房补贴 —— 如每平方米1000元 ——那么，这些城市的过剩住房就会较快地被市场所消化。这不仅将实现去库存的目的，而且将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就全国而言，总体补贴规模—— 7000亿元——并不是一个大数字，政府完全可以承担。

政府多发一些国债，增加杠杆，实质上是向未来预借消费。按照宏观债务比例来看，我国的负债率是很高的，但是其中主要是企业的杠杆率较高，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很高，政府负债比例并不算高，只相当于GDP的40%左右，仍然有提高的空间。的确，地方政府已经背负巨额的商业性债务，但是，这些债务基本上都花到经济建设上去了，而不是用来改善民生。如果政府把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花到改善民生上面，增加国债发行就可以减少政府的商业性债务，因而就不会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总体负债规模。因此，要求政府多发国债也相当于要求政府改变资金筹措方式和用途。

那么，谁来承担新增政府国债的成本呢?当然是子孙后代!未来的年轻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代际公平就应该要求他们负担当代人改善生活质量的部分成本。另外，技术进步会使得今后生产力水平比现在高得多，让后代更容易偿付债务，所以，后代承担一些成本也是合情合理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牺牲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不在世上了，但在出口导向增长时代牺牲的那一代人还健在，对他们进行补偿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