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强迫“二选一”将重罚 超180亿罚单警示

又一轮针对互联网平台“二选一”的监管掀起热潮。4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检自查。整改期后再发现有平台企业强迫实施“二选一”等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重从严处罚。 不久前，阿里刚刚被开出182亿元天价罚单，有分析认为，这张罚单开启了反垄断新篇章，其他互联网巨头将以此为标杆自发进行整改。

强迫“二选一”将重罚

我国平台经济总体态势向好，但在快速发展中风险与隐患也逐渐累积。会议指出，强迫实施“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掐尖并购”、烧钱抢占“社区团购”市场、实施“大数据杀熟”、漠视假冒伪劣、信息泄露以及实施涉税违法行为等问题必须严肃整治。其中，强迫实施“二选一”问题尤为突出，是平台经济领域资本任性、无序扩张的突出反映，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公然践踏和破坏。强迫实施“二选一”行为限制市场竞争，遏制创新发展，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根治。

“二选一”是指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近年来，互联网平台屡屡被曝出要求商家“二选一”相关的争议，但较长一段时间内，对此是否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具体界限如何判定等问题都未有定论。今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明确“二选一”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行为。

“《指南》是首次将‘二选一’这三个字写进法律法规里面，明确有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的‘二选一’就是违法行为。这是有突破和指向性的。”斐石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周照峰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据了解，此次会议召集了爱奇艺、百度、贝壳找房等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对照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全面排查涉税问题，主动开展自查自纠。 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检自查，逐项彻底整改，并向社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将组织对平台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整改期后再发现有平台企业强迫实施“二选一”等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重从严处罚。

受4月13日行政指导会消息影响，港股互联网巨头股尾盘进一步走弱。截至收盘，美团跌7.44%，快手和京东集团跌超3%，腾讯跌近1%，唯阿里巴巴收涨0.43%。

超180亿罚单的警示

本轮监管的第一枪是市场监管总局开给阿里的罚单。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阿里案警示作用”，互联网平台企业要知敬畏守规矩，限期全面整改问题，建立平台经济新秩序。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自2015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滥用该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并借助市场力量、平台规则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采取多种奖惩措施保障“二选一”要求执行，维持、增强自身市场力量，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4月12日，阿里巴巴回应称，今年以来，阿里巴巴在保证业务平稳运行的同时，进行系统的自审自查与完善升级，将提升商家服务体验作为建设健康平台环境的重中之重。据了解，淘宝天猫正从“降”“免”“扶”三个方面出台一系列具体举措。如降低中小商家入“淘”门槛和开店成本。

中信证券分析认为，我国反垄断的监管重点在于垄断行为而非垄断地位，高额罚款亦是针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阿里巴巴一案落地后，预计其他互联网巨头将以此为标杆自发进行整改，除了强制“二选一”外，参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可能涵盖的行为或还将包括平台协调商家集体涨价、大数据杀熟、低价补贴等多个方面。

开启反垄断新篇章

罚单落地，自查开启。2020年，国家鲜明释放了无论线上线下都不能成为“反垄断法外之地”的强烈信号，平台经济迎来反垄断元年。2021年，“强监管期”下的反垄断工作将如何展开?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工在年初表示，接下来将围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重点任务，坚持依法规范和支持规范健康发展并重、坚持监管执法和制度建设并重。“坚持治‘果’和治‘因’并重，对垄断之‘果’要依法加大监管执法的力度，同时，要更加注重源头治‘因’和过程治‘因’。”

“发展和规范并重”是针对平台经济的主要监管思路。在各类相关行政指导会上，都会首先肯定平台经济的发展态势。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加强监管，规范秩序”，同时要“加强开放合作，构建有活力、有创新力的制度环境，强化国际技术交流和研发合作”。

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士廪看来，现阶段针对平台经济反垄断广泛采用行政指导方式。“可能是出于效率考虑，认为能够及时解决问题，避免后期大量调查、处罚导致司法资源浪费。这和中央的政策也有很强的关系，通过行政手段在舆论导向、社会效果等方面进行强调。”魏士廪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记者注意到，除了全国层面的行政指导，浙江等地也开展了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探索。如浙江在2月26日上线了全国首个平台经济数字化监管系统“浙江公平在线”。在最新版本中，“低于成本价销售”监测范围由5个平台扩大到8个平台，“纵向垄断协议”监测范围由3个平台扩大到7个平台;“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监测已通过改造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和年报系统，实现对新增股权变动的动态预警监测。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